中国经济新常态挑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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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
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为7.4%。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
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
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
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
第
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
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
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
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何依靠扩大服
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
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进入新常态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从经济增长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生了4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所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城市里较高的生产率能提供相比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是这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25岁以下劳动力已经有70%不在农村了，以往供应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中东部更高，这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第三，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第四，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环境甚至是不要钱的。但是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的结构性开始转变、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下台阶之后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住。稳住脚了，才是可持续的增长。
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组指标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过去5年，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同步，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与之同步，农村消费的增长也很快。人们印象中，电视机、冰箱、家具行业会是夕阳行业，但数据显示，这些行业在农村市场获得了新商机。可以说，与农村消费相关的行业现在是“嫩芽”行业。
其二，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强劲，而且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物流、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行业，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又一个“嫩芽”。
其三，技术进步明显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标之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指标已经实现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发投入中企业投入增长很快。同时，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增长速度也明显提升，这是技术的表现。这样的趋势下，促成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行业将成为新常态中的“嫩芽”行业。
其四，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结构发生了更为均衡化的变化，经济平衡性增强。与西部经济相关的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嫩芽”行业。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如何为“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是宏观调控所要重点关注的。为“嫩芽”固本强基、浇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为此，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稳定“嫩芽”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为“嫩芽”注入活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仍没有问题，这将为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健康增长的“嫩芽”行业提供环境。
如何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更新。宏观调控要适应服务业变成第一大产业、消费变成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势。这种适应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观念、机制创新。
在宏观调控中，过去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在要的是稳定增长，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也会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为“嫩芽”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
从市场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讲，创新的地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最为重要，但是创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领域，政府所要做的应是为创新创造有利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些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后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时代”。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种风险存在，但是风险并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相比有些国家进入“失去的时代”前70%的城镇化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只有53%。通过城镇化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理论上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应该的，这说明我们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