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关系2014（中日经济关系发展）

本文目录一览：

• 1、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分析
• 2、中日关系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 3、简述中日经贸关系现状和前景
• 4、2014年中日关系是怎样造成的
• 5、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
• 6、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哪些达成一致？

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分析

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中日经济关系2014，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中日经济关系2014，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

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

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

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38.8%，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

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

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中日经济关系2014：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

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

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

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中日经济关系2014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

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

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

（一）、贸易关系。

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

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

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

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

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592.1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7.8%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3051.4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

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

（二）、投资关系

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32.9亿美元，实际执行了27.5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

（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

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

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2.5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

（一）、贸易关系

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

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02.5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

图一（Fig.2-2(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

图二 (Fig.2-2(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

（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

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2.1%,进口占5.1%,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14.3%,进口仅占6.9%,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

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

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163.22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

（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1.73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7.1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9.6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13.2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44.4亿美元，实际投入20.75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50.5%和57.2%，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44.67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36.8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7%。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1.9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50.5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47.2亿美元。

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44.73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8%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36.5%。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157.1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中日关系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

解读福田访华：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于这次访问，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瑞平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田首相访华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有望进一步回暖。

江瑞平长期研究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在他看来，中日双方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值得关注的。

他分析说，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冷经热”阶段。从二00一年到二00三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冷状态，但并未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过大伤害，中日贸易递增的态势非常明显。在此期间，日本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政经双冷”阶段。从二00四年开始，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迅速下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丧失了保持了十一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落到了欧盟和美国之后。

江瑞平说，中日经贸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济关系转冷的趋向必然受到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当前两国明确表示要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避免对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破坏。

他表示，此次福田首相访华，是二00七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将再次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契机，双方此前达成协议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可能由此得到加强。

曾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而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对此，江瑞平表示，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指出，的确，中国对日本越来越重要，对华贸易、投资，在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说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则是错误的。二00六年，中国对日贸易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七点八，而日本对华贸易占日本GDP的百分之四点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在本月初举行的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江瑞平作为中国商务部聘请的三位专家之一参与了会议。在他看来，中日经济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还没有启动双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江瑞平说，这种局面阻碍了东亚的整体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方应在这一领域展现智慧。

对于中日经济关系今后的发展，江瑞平认为，二者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对方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本国国内，因此两国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协调和沟通。“这可能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中一个全新的、更深层次的领域。”江瑞平说。

简述中日经贸关系现状和前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济关系2014，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中日经济关系2014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

中日经贸关系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日经贸关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日益发展，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中日经贸关系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成为全球经济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是中日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去年日本对华投资已经达到30％，中日贸易也达到了创记录的高水平，这就说明由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市场的因素可以超过政治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二，中日经贸关系在亚洲经贸一体化的情况下得到开展和发展，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在经贸方面联系密切，特别是通过一条条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合作，使得东亚各国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像汽车产业，由于汽车的零部件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这样一些国家生产，最后汽车的组装在日本或者在中国，但是总体是由一条跨国的生产链完成的，由于各种各样的生产链和跨国链的形成，各个国家的产业关系形成一个产业链，组成一个大的网络，所以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成为这个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东亚的经济进程，两国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

第三，两国关系在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下发展。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保持着强劲的发展，而且未来还将保持8％、9％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也有一个复苏，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会在这样比较好的情况下发展，有更多的商机、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对中日经贸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因为它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这个大背景形成了中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市场因素。再加上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中日两国的经济形势都不错，就保证了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

2014年中日关系是怎样造成的

中日关系从日本发难“购岛”开始,迅速走向低谷。如果说，在2011年野田佳彦时代中日关系是紧张，现在，安倍时代就是危机频发了。2014年即将开始。中日关系在未来的一年将怎样展开?大家最关注的是：缓和？还是对抗？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容易。不能瞎猜乱套。不能人云亦云。

一、中日关系中的两条底线

中日建交40年了。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像最近两年来那么紧张，那么战云密布。其实，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态度认识。二是钓鱼岛问题。这也是两条底线。40年来，中日关系起伏常有，一般都是围绕前一个问题发生。最经常碰到的，要么是日本领导人或内阁主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要么是日方领导人或内阁主要成员的某些反华或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2011年以来，日本开始反复触碰钓鱼岛这条底线。为什么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有这两条底线？

这两条底线对于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日本从1894年以来，历经甲午战争、1931年9.18事变、1937年7.7事变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足足半个世纪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数死亡、苦难、屈辱，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中国仅仅要求日本以史为鉴，不再重演。这是最起码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偏偏少数人颇有微词，认为中国不应过多计较什么修改教科书啊，参拜靖国神社啊，修改和平宪法啊等等。这至少是糊涂。因为日本重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老路，就从这里起步。这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现实的！不计较这一条，就是自己解除起码的警惕。何况，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严守和平宪法，向世界明确承诺，不再走向战争。日本恰恰做的很不好！

钓鱼岛问题的脉络很清楚，1894年以前，该岛属于大清帝国。甲午战败后，被日本夺取。二战结束时，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得以恢复主权。仅仅是因为中国国内内战，没有来得及具体行使主权。1950年由于二战后迅速形成两大阵营的斗争，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合约将钓鱼岛的管辖权交给了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时即发表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合约的合法性，重申钓鱼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日建交时，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打破国际封锁，因此对钓鱼岛问题采取了搁置主权争议的态度，得到了日方的相应。

明白了中日关系的两条底线，就容易理解中日关系的变化了。

上世纪的中日关系虽多有曲折，总体还算稳定、友好。从2006年小泉以首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宣布要重返亚太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动荡不安、冲突不断。2011年，日本首先发难，历经：1、2011年5月从石原生太郎的“购岛”到9月的野田佳彦的“钓鱼岛国有化”，再到安倍的“钓鱼岛领土主权属于日本，不存在争议”。2、中国被迫强硬应对，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中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图和系列文件和，二是开始了中国海监的常规巡航。3、日本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不承认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拉拢、诱逼美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日本。围绕夺岛、守岛日本联合美国或单独举行了数十次演习。日本费尽心机干扰、搅乱我方正常的海监活动，多次造谣生事制造事端，把钓鱼岛纷争引向战争边沿。

中日关系在上世纪70-90年代能和平发展，主要是日本认真对待这两条底线，双方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一个中国、和平发展、互信互惠。这在中日邦交四个政治文件中和历任中日领导人互访中有充分体现。即便是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也能大体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行事。其实，日本实际控制着钓鱼岛，原有的政治平衡对日方很有利。到90年代末，随着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全面展开和重返亚太的战略转移，日本国内政治开始急剧向右转。日本要积极追随美国的遏制中国，两国关系就不可能继续和平发展。日本要趁遏制中国之机，实现内外急剧扩张。日本已经不满足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而要获其领土主权。在日本国策急转向右的情况下，即使中国希望继续和日本保持前三十年的和平发展，也完全不可能了。

二、目前，中日三个层面的关系都很不乐观

中日关系主要取决于三个层面的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安全关系。

（一）明年的中日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这三个层面的关系中，政治关系起主导和决定作用。2014年中日的政治关系可能改善吗？日本反复触动历史和领土这两条底线后，就必然不断发生两个关系持续恶化的事件。目前，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有人认为，中国放弃钓鱼岛的强硬立场，就可以改善中日关系。这是及其糊涂的看法。

近年来，我们热议中国梦。其核心是人民幸福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日本多年来也有一个梦，可惜常常被善良的中国人忽略了！日本梦的核心是经济复苏发展，摆脱和平宪法约束，让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第一步就是遏制中国，实现领导建立亚洲新秩序。夺取钓鱼岛的主权就是日本妄图实现军事扩张、封锁中国的严重步骤。其实，即便没有钓鱼岛，即便中国放弃钓鱼岛，也一定在另一个节点上猛烈爆发。

日本的的意图很明确：如果日本等到中国已经强大之后再来谈钓鱼岛的主权，就完全没有希望。趁现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历史机遇，一举获取钓鱼岛的主权。日本自认为胜算极大：中国需要和平环境发展经济，也没有力量和有美国支持的日本对抗。只要顶住中国的抗议，钓鱼岛的主权归日本就会成为事实。所以，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小钓鱼岛，就成为日本遏制中国、向外扩张的重大步骤。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钓鱼岛的主权，还面对美国-日本遏制中国的打压和封锁，进而面对台湾的回归是否会成为泡影，进而还面对群狼瓜分南海的危机。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的时候，中国已无尊严可言，中国将成为美日的鱼肉，中国梦将成为永远的梦。

我们经常批评日本政府右倾化，或者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如何如何。这是政治-外交用语。实质是：日本在有效复活法西斯军国主义，并且，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安倍不承认日本历史上的侵略，不遵守并急于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别有用心地鼓噪“中国威胁论”，坚持钓鱼岛的主权不存在争议，构筑反华包围圈，等等，已经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民退让一步或几步就能改善的中日关系。不要以为日本的右翼势力是极少数。它在本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土壤，有它独特的国际背景。日本也有有识之士，也有期待中日友好的善良朋友，也有希望日本能和平发展的民众。可惜，他们现在不能决定日本的政治走向。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在日本重大威胁面前一厢情愿搞什么“友好论”“区别论”“让步论”。前几天，安倍还居然公开把中国视为威胁日本安全的敌人。可以肯定：明年的中日政治关系很不乐观，并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二）中日经济关系——明年将继续下滑，在艰难中继续维持

有报道说，10月份中日贸易同比下降2.1%。预计：今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日贸易还将进一步下降。这完全是因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拒绝缓和、恶意加剧纷争引起的。明年，政治关系不能缓和，经贸关系也必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企业界希望维持互利互惠。经济关系既从属于政治关系，又有别于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可以做到截然清楚，经济关系则是上下左右皆有需有求。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之后，互为市场，互为依存的领域地域增多增大。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依存度”，就是指一方的经济贸易在某领域内对另一方的依靠程度。所以，中日的经贸关系不可能断绝，只能是受较大的影响。就是在敌对的双方，也还有通过贸易互相利用的一面。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但随着中日关系紧张、冲突、危机的不断加剧，中日的经贸关系肯定要受到较大的波折。今年初，日本媒体和商界人士对中日经贸还持乐观态度，预言今年将创造经贸新纪录。结果呢？上表已经有了客观的结论了。

（三）钢丝上的中日军事-安全关系

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中国真诚希望和平发展。特别是与周边邻国中国致力于睦邻外交。即使有领土争端，也希望通过和平的双边谈判，妥善解决。中国与印度和南海多数邻国都实现了管控分歧，缓和矛盾，和平发展。唯独日本与众不同，把个钓鱼岛挑来挑去，弄到要修改和平宪法、要实现“集体自卫权”、要武力夺岛守岛的地步。不仅如此，今年11月8日上午，安倍在日本参议院全体大会上，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和朝鲜是导致日本安全保障环境变得严峻的主要原因，认为日本有必要成立国家安全会议，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由政府首脑带头喊叫“中国威胁”，极为罕见。这应该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军事-安全方面的继续。

近几个月来，美日频频举行涉岛联合军演。日本还蓄意挑起军事争端，跟踪我军机军舰已成常规，日舰甚至还强行闯进我海军军演的军阵，故意搅局。日本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国家安全上的所有矛头都明白无误地指向中国，导致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主权、东海划界的局部分歧，急剧演变为国家关系的对立，并进一步引向对抗和战争。

日本发动战争的手段历来是：制造事端--借故摩擦--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制造频繁的纠纷中寻找机会突然发起攻击--把军事冲突演化为侵略战争。于此平行推进的工作是：培植、收买亲日势力，并高唱和平歌。

日本的军事意图已经从隐蔽走向公开：认定中国是日本的敌对方，决意和中国干到底！日本政府正在动员各方面力量扩军备战，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不但要遏制中国，还准备和中国军事对抗。前一段时间，安倍还搞一些两面手法：在军事上对立，政治上强词夺理的同时，时不时地舞弄一下橄榄枝，假意说说谈判，唱唱和平。现在，连这假意也不要了。

日本与中国为敌不是一句话，一个做法，而是一个国策体系。这个体系构建如下：中国威胁了日本的安全——日本必须强化军事力量——修改和平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改自卫队为国防军——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背靠美国——强化日美安保——构筑反华包围圈——夺取并守卫钓鱼岛——对抗中国军事力量。

所以，2014年中日的军事-安全关系不但不会缓和，而且还会继续下滑，继续恶化。

三、中日之战能否避免？

中国迫切希望能在和平环境下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实现中国梦。所以，中国最低的愿望是尽力避免战争，那怕是局部战争，那怕是同弱小国家的军事冲突。对日本，中方希望日本能够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钓鱼岛分歧。可以说，中国不到绝对被迫自卫的时刻，是不会还击的。所以，中日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事，完全取决于日本，尤其是日本直接的军事行为。如果日本继续进行类似今年10月25日那样的强闯我军演习军阵，中国军队难道不能采取相应的驱赶行动？对于这样的军事挑衅，中国军队难道只能听之任之？由此引发的军事冲突，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日本现在毫不在意前面所说的两条底线，蓄意挑起军事冲突的底气从何而来？

第一，来自复合法西斯军国主义称霸亚洲的野心。第二，来自日本的错误判断：日本自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比中国强，特别是海军比中国强，有胜算的把握。第三，日本认为美日安保条约是制约中国的法宝，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毫无疑义将支持日本。第四，日本对钓鱼岛志在必得，不但有美国护佑，而且有旧金山合约的法律支持。总起来说，就是：日本敢于挑起军事冲突，自认其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美国方面有“人和”。

中国从来不承认违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旧金山合约。在当事国和苏联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那个所谓的国际会议无权决定中国领土的命运。不管美国怎么支持日本，中国绝不可能在军事威胁面前放弃自己的领土。不然，叫什么底线呢？

不过，日本要想全面与中国开战，还不太可能。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931年或1937年时的中国了。不管日本怎么疯狂，鬼子不可能再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了！何况，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像日本那么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岛国，怕是经不起还击的。所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日本不具备条件。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钓鱼岛那么一个弹丸小岛，连淡水都没有，夺岛容易守卫难啊！就在那儿干一仗？就在那儿大干一场？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下那个愚蠢的决心。倒是另一种可能严重存在：借钓鱼岛搞擦枪走火，搞军事冲突，显示强盗的实力与胆量！目的呢？恐吓对手，逼对手退让！

中国要避免战事，唯一的办法是：针锋相对，绝不示弱，加紧备战，劝阻美国踏进战火引火烧身。反过来说，不敢针锋相对，处处怕火示弱，那恰恰会催生战争爆发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

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会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不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也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最终会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稳定健康的政治关系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交汇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难局面。如果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应当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自己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日经贸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达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亚太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和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协调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中日两国都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哪些达成一致？

2018年4月16日，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中日经济合作与交流、中日第三方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作4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双方一致同意，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时隔8年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将有利于双方加强良性互动，为两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为中日关系改善进程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双方回顾了中日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效，并立足大局和长远，就进一步推动合作进行了探讨。双方一致认为，中日互为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相互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今后将扩大各层级的交流与合作。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性课题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双方一致认为，应扩大互利务实合作，促进中日经济关系提质升级。中方建议在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探讨在上述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同意加强服务业、节能环保、技术创新、财金、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环境公约领域交流，分享环境治理经验；开展双边及地区农业合作、促进食品农产品贸易，加强动物卫生及检疫合作。双方就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促进双向投资、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等交换意见，表达加深交流、扩大合作的积极意愿。

双方一致认为，基于2017年11月中日领导人会谈确认的共识，促进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有利于拓展两国经贸合作，有利于第三方经济发展。为此，双方将就此保持沟通，探讨建立官民并举的交流平台，并研究具体的合作项目。

双方同意，将付出更大努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促进东亚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并与其它成员一道，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早日结束。双方就加强“10+3”框架下的财金合作、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作、改善商务环境等交换意见。

双方确认，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两国加强经济合作综合性、宏观性对话的重要机制，双方愿继续保持对话，将在双方合适的时间在中国举行第五次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