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教育渠道的崩解

　　教育渠道或“供应链”也将如同全球供应链一样，被地缘政治干扰从而陷入崩解。虽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数量对一国之国力至关重要，但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可能更为关键

　　文|沈联涛

　　教育是最具争议的话题。父母们关切孩子的教育质量，并为此聚讼不休；一如全社会也在教育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因为教育可形塑一个国家的未来。当前的教育体系是否适于应对更复杂、更不稳定，甚至可能战端纷起的未来？

　　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重塑高等教育指南》，96%的大学首席教务长认为，他们的学生具备足够的能力走向就业岗位，但只有11%的各行业领袖人物持相同看法。随着人口增加和劳动力扩充，雇主所需要的员工技能与毕业大学生所受教育之间，正形成落差，且日益加深，结果就是很多大学生难以寻得心仪的工作。

　　技术进步在加速，也变得日渐复杂，教育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至关重要。教育应服务于精英还是大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标是传播知识。但有一个争议从没止息，即教育应以个人获得知识为目的，还是让个人做好准备，以适应社会需求。在封建社会中，大众并不受重视，大部分古代高等学府旨在教育精英，以维护宗教秩序，而在中国历史上，教育则是为了培养文官或武将，同时也兼顾其修身。

　　保守派智囊美国企业研究所刚刚完成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探讨高等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研究涵盖时限从1950年至2040年，其中认可了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势地位，因为其拥有最高水平的教育水准和人才储备。在1950年，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不足5%，但25岁-64岁人口中，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则占全世界的45%。相比之下，印度人只占5%，中国则只有印度的一半。到2020年，美国所占比重已降至约16%，中国正迎头赶上，而印度的比例已略低于10%。据估算，到2040年时，中国的比重可能翻番，达到15%-20%之间，印度将以12%的比例居于美国之上，至于美国将只剩10%，屈居第三。

　　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力至为重要，这不言自明。据估计，儿童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其未来人均产出就会增加9%-10%。如果在商业环境之上，再有教育、健康和城市化等的提升加成，则这些因素将能解释各国人均产出差异的六分之五。在自由世界秩序下，美国鼓励全球教育的普及，世界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从1950年的45%下降到2020年的13%。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扩张功在世界，却也削弱了教育和技术领先者的比较优势，尤其是美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全球成年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不到2%增加到了今天的16%，到2040年将接近22%。1950年，工作年龄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十个国家，有八个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发达国家所占席位已减半；到2040年，可能只剩下三个。从本质上讲，印度和中国将在训练有素的人力总量上占有优势，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而美国将成为“远远落后的第三名”。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说明，为何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将在未来招收外国学生时更为挑剔，尤其是在可能对国家安全事务产生影响的科技领域。直到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在其战略计划中还表达出全球雄心，“了解世界，帮助解决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并与和我们一样好奇并致力于严谨科学探究的国际合作者携手。”鉴于地缘政治纷争日渐加剧，并可能形成不同军事集团，这种全球视野也可能受到削弱。西方国家的大学将不再被鼓励培养外国留学生，因为这些人返回祖国后，会在关键技术领域和这些国家竞争。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竞争将决定未来关于教育、研发和技术的资源分配。没有一个国家会毫不介意地鼓励自由教育，让学生信马由缰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今天的学生希望更多参与应对重大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但同时，他们也期望倾注精力于有益自我实现的职业。与此相反，出于服务经济增长的目的，高等院校更多提供的是短期课程，致力于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和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来提高求学者的工作技能。在国家层面，政府将敦促大学更多从事研发和创新研究，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包括关涉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科研工作。

　　这意味着教育渠道或“供应链”也将如同全球供应链一样，被地缘政治干扰从而陷入崩解。至于教育课程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相关讨论才刚刚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费。由于更高水平的教育需要更大规模花费，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但政府预算又有限，大学将转向私营领域筹集资金。社会两极分化越加深，此类资金就越有可能被用于巩固既得利益，而不是用来解决结构性社会问题。

　　教育之所以带来争议，正是因为它要么成为统一社会的力量，要么导致分崩离析。

　　一件事很清楚。虽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数量对一国之国力至关重要，但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可能更为关键。苏联在冷战期间，受教育劳动力规模居世界第二，也未能避免其解体的命运。我们的教育系统，能培养出可应对未来复杂形势的领袖吗？

　　正如诗人艾略特在1934年的诗作《磐石》中所问的那样，“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智慧，去了哪里？”这个问题不仅在大学里被追问，也是全社会的疑问。

　　（作者沈联涛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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