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据）

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到底有多严重
• 2、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 3、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的原因包括哪些，应采取哪些对策
• 4、分析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危害处理与教训
• 5、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 6、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有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到底有多严重

中国银监会公布的201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为1.67%。

已经公布了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中国前六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合计接近8000亿元人民币，他们贡献了中国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62.22%。

这六大商业银行是指国有的工、农、中、建、交以及股份制的招商银行。六家商业银行从资产规模来看位居中国商业银行前列，他们提供的贷款约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超过六成。

截至2015年末，前六大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余额为47万亿，其中，不良贷款余额7929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69%。2月份公布的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为1.67%，其中，大型商业银行1.66%，股份制银行为1.53%。实际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恶化情况要比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

还有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包括工农中建交以及招商银行在内的这前六大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超过了1.6万亿，这是其列报不良贷款余额的两倍还多。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2.9万亿。很明显，风险压力就在眼前。

不良贷款余额攀升，将对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依靠不断降低的拨备覆盖率，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艰难实现了利润正增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建设银行这四大国有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0.52%、0.70%、1.25%和0.28%。与之相对应的是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除了农业银行以外，另外三家的拨备覆盖率仅略超过150%的监管要求，但是农业银行却有着最高的不良贷款余额（2128亿元）。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不断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整体商业银行经营稳健。在2020年，商业银行重点关注风险能力，净利润5年来首次负增长，而综合风险管理能力方面成效显著。

整体经营良好，净利润首次下降

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整体行业规模不断扩大。2014-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从130.8万亿元增长至232.34万亿元，持续平稳发展。

截至2020年末，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长至265.79万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14.40%，发展态势良好。

2015-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整体呈上升趋势。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总体稳健。2014-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为1.99万亿元，同比增长8.7%。

2020年以来，银行业信贷投放总量维持高位，资金来源充裕支撑资产扩张提速，再加上“量增价跌”以及资产质量阶段性承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总体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

202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为1.1%。商业银行净利润为19392亿元，较2020年下降2.5%，这是2015年以来净利润首次下降。

风险管理能力提升效果显著

不良贷款率下降

2018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整体呈上升趋势，不良贷款率波动上升，主要受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萎缩、企业经营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截止至2020年第四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4%，较2020年第三季度有所下降。

存贷比波动上升

银行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迅速变现的能力，主要用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来衡量流动性。一般来说，存贷比越低，流动性比例越高，银行的流动性越高。国有银行由于规模大，存款来源充足，因此存贷比低。

城商行由于地域对业务经营的限制，因此存贷比也较低。但跨区域经营战略实施后，其存贷比会有上升的空间。2018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第四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为76.81%。

资本充足率不断优化

银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不断上升，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70%，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72%，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2%。

——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与行业授信策略分析报告》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的原因包括哪些，应采取哪些对策

　一、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是宏观经济调整的反映

2003年至2013年，是我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的十年，这一阶段，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速高达16.8%，实际增速也有10.1%。伴随经济规模的增长，货币供应量从19.05万亿元增长至135.98亿元。在经济的上行期，流动性充裕，投资机会多，企业信贷需求旺盛。同时，中国银行业在剥离摆脱不良资产包袱之后，通过股改上市，成为市场化运作主体，释放了银行的增长动力，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

企业的扩张与银行的发展一方面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也为当前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埋下了的隐患：一是企业整体杠杆率偏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当前中国公司债务已经达到GDP的125%，进入红色区域(公司与个人债务总和与GDP之比正常值为100%)；二是企业跨业经营成为趋势，特别是涉足房地产、矿产等领域的情况较多；三是产能全面过剩，无论是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还是新兴的光伏、风电，以及造船等行业均严重过剩。

而存在上述风险隐患的“银-企”借贷体系是不可持续的。进入新常态后，各种关系正在调整，原有借贷体系中的一些风险隐患需要时间来消化和释放。从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发生的情况看，“企业死亡”与上述三类风险隐患相对应，表现为“高杠杆断裂”，“多头投资失败”和“过剩产能出清”。客户风险爆发的过程，也是经济机体去除这些“顽疾”的结果体现。

二、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是各国经济调整的共同现象

横向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次贷危机后，也普遍遭遇了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阶段。其中，美国银行业在次贷危机爆发当年不良贷款率较之前提高0.6个百分点，风险暴露主要集中在随后的两年(08、09年贷款不良率增幅高达1.57和2.03个百分点)，并于2009年达到顶峰(5%)，之后逐渐回落，整体上与危机爆发和影响逐渐消除的过程基本一致。其他发达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也呈现类似特征。可见，银行不良贷款率在经济下行期上升，随着经济复苏回落是全球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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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DP增速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源 WIND

直至目前，上述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总资产排名全球20强的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为3.50%。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摩根大通、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国BPCE银行、桑坦德银行、富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远远超过2%的水平，有的甚至达到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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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源 WIND

与之相比，我国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为1.52%，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便是三季度不良贷款率率先突破2%的农业银行，考虑到该行拨备覆盖率较高，若将超出平均水平的拨备用于核销，该行不良贷款率将大幅下降至1.5%以下。

三、应对资产质量恶化，中国银行业尚有空间

首先，宏观经济逐渐展露出积极的因素。虽然短期内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一些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向下调整的惯性仍然较大。但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动力加快孕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出口降幅收窄等。宏观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为银行业对冲存量风险提供了机遇。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多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引入并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政策、工具、系统等方面不断强化和完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风控体系，资本对风险的抵补能力不断加强。

第三，在不良贷款大量爆发前，银行已经开始意识到一些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对“两高一剩”、房地产等行业进行管控。以农业银行为例，自2009年开始对钢铁、有色等行业实施指导性限额管理，2011年起实施指令性限额管理，一方面控制了设限行业风险敞口总量；另一方面，在限额管控下，银行优中选优，介入行业内优质客户，即便面临“去产能”的局势，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有限。

第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银-企”两方面均积极调整。企业方面，在历经大量因“高杠杆断裂”而“猝死”的风险事件后，在担保融资、高成本融资等方面相对谨慎；银行方面，不再是简单追求自保，而是有选择的给企业“输血”，企业也配合银行方面进行贷款归位、落实抵押，确保一部分能够产生现金流的项目得到资金支持以最终偿还贷款，有效化解暂时的风险。

此外，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上行期储备了较为充分的财务资源。目前，上市银行拨贷比为2.77%，规模前十大银行拨贷比显著超过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低于法国)，对风险覆盖的水平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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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规模前十大银行拨贷比。数据来源

总体而言，当前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在银行资产端的体现，具有阶段性特征。既不能夸大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也不能低估解决问题的艰巨性，要从纵向看探究问题的产生，在横向上借鉴他山之石，清醒地认识来龙去脉，深刻洞察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的逻辑和内在规律，不为一时的市场浮躁所动，才能在风险之后“涅槃重生”

分析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危害处理与教训

目前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对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和制度方面的研究较多，分析也很全面，而在具体处置和对策上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我们认为还存在不足，也本文将针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三个根本方法与手段。

一、通过政府力量处置不良贷款

第一，注入公共资金，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带有明显的计划色彩，因此依靠财政注资来部分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符合历史的事实。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已先后向建行、中行注资450亿美元和农行、工行注资400亿美元，以弥补其资本金不足和提高其流动性，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通过上市（中行、建行已上市）在资本市场筹集了大量资金，在投资者同意的前提下，将筹集到的资金部分用于清理不良贷款，有利于减轻银行的债务负担，提高经营效益，以便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第二，进一步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贷款处置中的作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金融改革深化和借鉴不良贷款处置国际经验的产物，自成立以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收购资产处置任务已完成过半，但剩余资产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且资产形态多样，债务人状况复杂，处置环境差异大，以及总体价值呈加速贬损趋势。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中，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已具备相当的经验。再者，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借助于资产管理公司这样专业机构的力量，对于全面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已被我国实践经验所证明）。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作用。

第三，努力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是完善地方政策法规，改善信用环境。地方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制定法律法规，但可以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债务人恶意逃废金融债务方面有所作为，出台相应的政策和规定，支持金融债权人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二是在培育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方面，需要吸引大量的民营企业、外资投资主体和个人等进入市场，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予以支持，以切实改善不良投资交易环境；三是在规范不良资产处置中介市场方面的作用。不良资产处置高度依赖中介机构的诚信和服务质量，地方政府对此应有必要的规划、安排和指导。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和规范约束，建立完善的不良资产评估、拍卖、法律服务中介市场，为不良资产处置提供规范高效的中介服务；四是利用政府行政资源的特殊优势，充分发挥其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在金融债权人处理债务人抵押的国有划拨土地问题上，在确定安置企业职工和清偿金融债务比例，在土地重新规划整合与利益分配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五是直接参与不良资产项目的处置。比如国有企业与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等，地方政府的参与，会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容易促使重组成功。

二、通过市场手段处置不良贷款

第一，不良贷款打包出售。为缓解政府和银行自身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必须建立和推动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发展，放松对银行出售不良资产的限制，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投资于国有企业和不良债务，允许成立商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投资基金等。参与债权交易的银行，根据自己的债权情况，可在经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专业市场上挂牌出售债权，出售债权的价格可依据债权的风险程度以及所附带的现金流确定，出售方银行与购买方可通过招标竞价等公开透明的方式确定最终的转让价格，以防范道德风险的产生。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出售方可迅速收回资金，提高其流动性，购买方可以低于债权账面价值买断出售方债权，实现出售方和购买方的双赢。

第二，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和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随着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部分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一些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新法规的颁布，我们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主要策略：一是依法设立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实体（SPV），二是建立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机制，三是切实加强信用增级、信用评级和担保体系，四是分类组建证券化资产池，五是引入权威服务机构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第三，产权多元化。通过市场化解不良资产的另一个最主要的手段莫过于产权多元化的市场基础与组织结构。对于资本金普遍不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在政府注资后引入外资、国内机构企业、甚至个人投资者是增加银行资本金、促进产权多元化的必要手段。

因此，产权结构多元化对于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信贷业务的预算约束硬化、阻断政府干预、消除银行的政策性职能提供制度基础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国内外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产权多元化改革不能等待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存量完全解决后再进行，在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必须伴随着银行资产的重组和实质性改革的进行，否则就会成为银行资产的大甩卖，鼓励社会的逃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产权多元化相对于现有不良资产存量的处置更为重要。只有在银行形成理性与审慎的经营风格后，银行才能被赋予贷款豁免等更多的自主处置手段，社会信用环境才能得到改善，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不良资产的产生才会得到有效抑制。 三、通过自身力量化解不良贷款

第一，积极纠正自身异化行为。一是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加强风险意识。清收要实实在在，问题要及早暴露，任何拖延和掩盖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甚至积重难返。二是必须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专业的评估机构对不良贷款及其抵押物进行价值评估，彻底摆脱暗箱操作和道德风险。三是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利用现行的各种处置方法，用足用好各项政策，把不良贷款降到最低水平。

第二，加大银行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比例。目前按年初贷款余额1%的提取比例与巨额不良贷款相比差距太大，如果按国际通行的按贷款分类实际提取，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盈利水平过低而不具有可操作性。鉴于此，建议按信贷资产余额的3%左右提取风险准备金，以增强银行自身化解不良贷款的能力。同时将大部分风险准备金由商业银行总行集中统一使用，把冲销企业呆坏账和政府关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政策、资产重组政策、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按照“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集中解决一批重点企业和行业的不良贷款。

唐青生等：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之我见第三，建立抑制不良贷款增量的有效机制。大范围地清理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固然会改善其资产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率，但不可能一劳永逸，从长远发展看，国有商业银行每隔3—5年就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预防不良资产增量对于优化存量资产质量更为必要。

一是实施银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以个人责任成本制约权力失衡。国有商业银行要建立信贷交易责任量化制度，让承担责任的大小，同其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按参与信贷交易的权力大小划分责任区间，对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一追到底。

二是改革贷后日常管理制度，变软约束为硬约束。银行把贷款投放给企业，贷款使用的主动权基本上握在企业手里，银行对贷款实际使用的监督不仅是事后的，而且是被动的，致使一些贷款使用不当，危及了贷款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贷款的贷后日常管理，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管理，建立对贷款单位从贷款发放起始至贷款本息全部收回截止的全过程的贷款使用情况日常硬约束管理制度。

三是改革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变侧重贷前测控为全过程控制。目前各行贷款风险意识显著加强，但主要侧重于贷前测控，既重视贷前的信用等级评定和贷款风险度测量，这对于优化贷款投向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贷前、贷时是效益好的单位，贷后有可能因市场变化或经营管理不善而变成效益差的单位，因而发放贷款的风险度有可能增大。因此，只重视贷前测控，轻视贷后监控，仍不利于降低贷款风险。只有对贷款进行全过程监控，贷后定期（如分月或分季）和不定期（如当单位出现重大变故时）进行信用等级评定、贷款风险度和还贷能力测算，并以此作为调整贷款投向、是否采取信贷措施的依据，才有可能较好地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

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格局再次引发关注 创新模式不断出现

2018年末，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03万亿，不良资产市场的市场格局再次引发关注。不良资产的市场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更迭，资产管理公司(AMC)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公司处收购不良资产，然后处置回收。对于银行等机构或公司来说，可以加速不良资产处置，快速收回资金，投入到正常业务中;而对于AMC而言可以折价收购不良，处置资产回收资金后赚取一定价差。

在行业蛋糕变大的同时，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也在不断革新，如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产融结合基金、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等创新模式不断出现，拓展了不良资产处置途径。

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规模创近年高位水平

不良贷款余额在2018年末达到2.03

万亿元，较3季度末有所下降，减少68亿元，但依旧处于近年来高位水平。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3%，较上季末下降0.04个百分点。

从全年趋势看，不良贷款率从年初开始连续三个季度攀升，到4季度有所下降。1季度不良贷款率为1.75%;2季度不良贷款率升至1.86%，在连续9个季度稳定在1.75%左右之后首次出现上升;3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0.01个百分点至1.87%;4 季度，随着国家一系列防风险政策出台，不良率有明显下降，为1.83%，仍处于近年高位。

商业银行五级贷款方面，近两年，正常类贷款占比有小幅度提升，关注类贷款占比则 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良类贷款占比升高。2018

年四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余额105.02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46 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2.03万亿元。

2011-2018年Q4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从不良资产供给角度看，夏雨认为，商业银行三类贷款增速上，不良贷款增速开始抬头，从2017年维持在12%附近，快速上涨到201·8年三季度的21.66%。未来不良资产包的形成或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保持较大的供给量。

从不良资产需求角度看，“4+2+N+银行系”的不良资产市场格局基本确定，变数仅在“N”(民营未持牌资产管理机构)。随着市场趋于饱和，未来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数量将保持在较慢的增长水平。

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不断创新

产公司可通过追偿债务、租赁、转让、重组、资产置换、委托处置、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处置资产。

除了传统的资产处置方式，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未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以投行的理念、工具、模式经营不良资产，通过债务重组、产融结合基金、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等创新方式积极参与运作，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暂时被低估价值的资产，并嫁接资本市场，提升其内在价值。例如，中国长城总裁、执行董事周礼耀曾表示：“面对新形势，长城资产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已经主要从政策性时期的‘三打’模式实现了向商业化的‘三血’模式转变。”

目前，许多处置方式都在由传统模式向投行化思维转变。马赛在采访中也提到处置不良资产的两个行业理论：冰棍理论和劈柴理论，所谓冰棍理论——“处置不良资产就像卖冰棍。冰棍在手里时间长了，就融化了，不良资产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赶快处置，时间长了，就只剩下一根儿木棒了。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有

一直以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不良贷款问题是制约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一方面商业银行缺乏一个有效风险定价机制，整个风险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的价格完全在政府的管制下；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失衡，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体制变革的影响。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随着“拨改贷”政策的逐步实施，国企不再得到国拨资金的补充，以致企业亏损等财政性支出被挤入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因此造成企业资金捉襟见肘，周转失灵，这对国企最终无力偿付贷款本息有相当影响。

二、投融资体制约束了银行自主经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走势我国的投资体制缺乏责任制的约束，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政府立项、计委审批、财政与银行买单”的模式，由于投资项目的确立，系由有关部门包揽决定，银行只作为一个现成的贷款人。如遇到决策失误、立项不当，或经济环境变化，往往发生项目建成无法投产，或因重复建设，投产后产品积压，以及产销不对路、效益低下等。结果使贷款到期无力归还，造成逾期和呆滞，形成不良。

三、会计核算处理上的弊漏。流动资金贷款原是填补国企自有资金不足，由银行发放的短期贷款，它的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但实际上它是银行垫付国企铺底的流动资金，是长期被企业周转占用，形成“短贷长用”。对这类贷款的到期还款，相应的会计核算处理方法一直为“借新还旧”。随着短期贷款到期申请展期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经批准展期后的贷款，如到期无力还款，次日起即属逾期贷款等规定的出台，堵住了没完没了的展期，贷款的逾期情况得到了真实反映，这是不良贷款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实体经济拖累。银行是服务业，银行业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紧密关联。造成银行业经营困难，大量不良产生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压力日渐增大而造成的。而这种经济压力在目前看来不会立刻得到缓解。预计未来我国经济运行将是L型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因此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银行不良贷款率仍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银行业需要做好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苦练内功，迎接漫长严冬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