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朱恒源：解决“卡脖子”问题没有那么难

　　来源：财经十一人

　　现阶段中国的产业能力仍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极，产业链不可能大规模移走，也不会大规模脱钩。中国需要抓住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机会窗口，找到一条新路

　　文 | 陈伊凡

　　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全球供应链震荡不安，宏观环境波谲云诡，这一切都给身处其中的企业增加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恒源长期从事产业研究，他认为，新一轮产业革命，必将导致产业格局的重构，这种重构必然会反映到各大经济体之间的重新定位。

　　朱恒源用“跃迁”形容当下全球正在经历的产业转型。这本是一个物理学现象，所谓电子跃迁，指的是处于低能级轨道上的电子，在吸收足够能量之后，能够跃迁到高能级轨道上。

　　类比到经济发展上，每当遇到产业革命时，其也将面临不同范式轨道的转换，朱恒源称之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在经济学上，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是指在若干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随之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市场、产品、工艺、技术、组织和管理创新的组合，开辟出一些新的投资和盈利的市场。这些变化最终将影响产业形态、结构和组织体系，最终改变社会结构，引发新的产业革命。正是由于有新范式在孕育，方有百年未有的产业大变局。这种变局，尤为考验中国供应链的韧性。

　　这场以智能化引领的产业革命，正在冲击原有的产业格局，对芯片的需求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要求供给端也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是这一轮智能化革命的中心。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中国已完成了产业体系的信息化升级，又有规模庞大的本地市场，这是技术创新的肥沃土壤。

　　如何抓住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机会，同时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突破技术藩篱，找到新的产业发展之道，是当下中国的关键命题。

　　全球化加剧不平等

　　《财经十一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一些外企正在将它们设在中国的厂房或供应商迁移至东南亚和印度等国，东南亚正在成为去中国化最大的受益者。很多人担心，它们是否会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中的地位？

　　朱恒源：供应链的迁移有两个驱动因素，一是成本，二是安全。在全球的大系统下，随着成本的增加，生产一定会从成本高的地方流向成本低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早就发生的现象。

　　但产业链的区域分布，毕竟要以区域的产业能力为基础，其地域结构分布不可能超越产业能力，捏面团似的被一些偶然因素支配，随意变来变去。

　　一个国家产业能力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同时需要一些运气。中国制造业过去30年的产业能力积累，在全球范围内都不是普遍现象。其他国家要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也要具备与中国相当的产业能力，这同样需要经历一个积累过程。

　　我的判断是，现阶段中国的产业能力仍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极，产业链本身不可能移走，也不会大规模脱钩。

　　《财经十一人》：也就是说，偶然因素有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布趋势的作用，但产业积累才是真义。那么中国制造30年的产业能力积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朱恒源：每一次的产业革命，都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在产业发展史上，出现过三次由范式变迁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分别是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的美国以及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日韩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是借助新产业革命的机会，向新产业范式转型，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跃迁。同理，现在以智能技术为中心的这一次产业革命也是如此。

　　第三次信息化革命之后，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全球贸易中，发生交易的原材料和成品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是中间品，全球价值链高度碎片化。

　　价值链的碎片化和全球化背后是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投资人希望在全球寻找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方进行投资。

　　这种投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它们会通过产品市场、股权市场和资源市场的优化配置，寻找全球效率最高的投资标的。最初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市场，将产品卖到中国。之后，它们又将服务和生产放在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慢慢把工程、低端研发也设在中国。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就这样，在价值链的转移中逐渐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界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把产业链上的能力逐渐吸收，留为己用。

　　《财经十一人》：全球化目前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逆全球化的现象层出不穷，出于产业安全的考量，各国如今正在致力于建立本土供应链。

　　朱恒源：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产品、资本和价值链的生产活动可以全球流动，但劳动力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不容易全球自由流动。当产业活动流出某一地区后，这一地区原有产业链上的工人群体如果技能得不到相应的更新，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锈带（指美国传统工业区）的制造业工人，在该地区制造业衰落之后，工人面临失业的情况，这极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进而导致所谓的反全球化浪潮。

　　现有的产业轨道，包括产业格局，是三次工业革命叠加形成的。每一次产业革命，产业跃迁发生的时候，都会造成全球产业格局和全球产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变化。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就担心美国制造业被日本的低成本制造打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制造业失去了540万个就业岗位，造成的结果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内部分布不均衡。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在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之前大量培训这些工人，让他们适应新的就业岗位，保证收入增长。这就需要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需要社会有共识、产业有空间，还需要社会有韧性，允许试错的空间。调整不及时的话，就会导致在各个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所谓的民粹主义的思潮。这个思潮导致各个地方出现反全球化的现象。

　　全球化所导致的产业格局的变化，最后会反映到政治争拗上，全球化并没有延缓不平等，而是加剧不平等。

　　《财经十一人》：这种产业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争拗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什么结果？

　　朱恒源：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一个新的产业革命，靠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初露端倪的智能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大概起源于本世纪的头十年，再经历四五十年的时间方可完成。未来形成的结果大概率如下：生产设施会在社会中网状分布，产能将会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

　　这是一场全新的全球产业版图重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治理机制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造成产业秩序甚至国际秩序的重构，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

　　解决“卡脖子”问题没那么难

　　《财经十一人》：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下，美国正在采用一些技术封锁的方式，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针对一些“卡脖子”问题，中国如何补齐短板，以免错失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发展机会？

　　朱恒源：解决“卡脖子”和“补短板”的问题没有那么难。先来看一下技术封锁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所谓“卡脖子”问题？

　　上一轮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能力为基础，再根据各个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分工合作体系。

　　这个全球分工体系是相互嵌套、相互依存的。各参与方都假设或默认这个分工体系的合作性：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买你的东西，你就会卖给我，因此我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什么都自己建。在全球化高歌猛进之际，这一机制运转还算顺畅。大家彼此都不觉得这种相互依存会有大的风险，于是彼此相安无事。

　　但一旦逆全球化进程出现，一方突然说，不行我不卖你了，不仅不卖给你，而且我还不让别人卖给你，就是所谓的“封锁”，似乎变成“我卡住了你的脖子”。但是别忘记，原来彼此都是获益的，不仅买家得到技术获益了，卖家也获益了，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每当产业革命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新老产业范式的替代，这就避免不了竞争、冲突。要经历一个对原有产业体系“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从而解构原有产业格局，形成新的产业秩序。在这个当口，原范式主导者会本能发起技术封锁、零部件断供以及发动全球产业链对后发者脱钩，阻止后发者抢先向新范式跃迁。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保住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

　　本质上，这是新范式构建时，与原有范式主导者之间形成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典型的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英国对美国的封锁，和第二次产业革命时美国对日本半导体的封锁。

　　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这些技术封锁，并没能阻止后发者在原有范式技术的学习，也没能把新范式的探索者完全卡死。

　　理由是，相对于新范式的探索，关于原有范式的信息更加充分，后发者学习追赶难度相对较小，技术再怎么封锁都会以各种方式溢出。英国当年对纺织机等“新”技术的封锁，并没能阻止美国纺织业发展，更没能阻止美国利用在欧洲（包括英国）发端的基础科学发现和关键技术发明，抢先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

　　只是后发者不能再简单假设我买你就会卖，需要以我为主，开启一个对原有范式条件下的关键技术的学习过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补短板“。

　　补短板有多难？这就涉及产业技术学习上要克服的两类障碍。技术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关键技术的“缄默性障碍”。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任何科学技术原理的知识都可以低成本获得，技术原理是卡不住的。难的是技术诀窍，也就是缄默的知识。缄默的知识通过许多次试验试错来的，就像骑自行车，懂了车的机械原理、懂了运动平衡原理，但要学会骑车，必须实地骑上去，摔个几次才会。这就是技术的学习曲线，学习次数和学习所得之间不是个比例关系，而是个指数甚至是呈指数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急剧上升。

　　原则上，只要投资于缄默知识学习活动的强度足够大，Knowhow（技术诀窍）的问题就能解决。缄默知识的学习成本靠产业化来覆盖，从而完成创新的正循环。学习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市场需求。只要有市场需求，就有人愿意支付学习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人才的交流和流动，缄默的知识也会渗透。我们还可以通过让多个不同的组织往不同方向上试验探索，十个组织中只要一个组织学出来就行了。这就像我们需要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可以让十个同学都去试，谁先会骑了，都能给大家启发。

　　产业技术体系的学习，要克服的第二个是所谓的“复杂性障碍”。例如大飞机和通用操作系统。在原有技术下，当产业高度模块化之后，分工特别细，掌握架构的企业具有先天的优势，可以把产业链上模块化的企业调动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生态基于架构，发展了一系列应用，这些应用渗透在各个方面，形成了跨物种的网络规模经济，任何逃离这个系统的创新，如果没有规模经济，都转不起来。

　　《财经十一人》：这种复杂性障碍很难跨越，可不是多学多试几次就可以的，怎么去跨越？

　　朱恒源：当市场规模足够大、市场内的需求足够多样化，能够养起这个复杂性系统的时候，这个门槛就有可能跨越。如果我们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就自己再养一套系统。

　　举个例子来说，在Microsoft word（微软文字处理软件）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比现在的WPS难用多了，为什么Microsoft word现在改进得这么好用了，是在万千用户的试用和对手的竞争中改进的，大家用习惯了，就不愿意换，于是就形成了用户和产品系统之间相互锁定的局面，倒不是说Microsoft word这样的产品，技术上有怎样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真的没得用了，就会有不同的厂商来为本地市场需求开发，几家竞争，最终形成一个可以替代Microsoft word的系统。

　　所以，要补原有产业范式条件下的短板，需要靠技术学习的规模和强度来跨越缄默性障碍；而复杂性门槛，是按照原有的体系人为构造一个新的系统，靠本地市场需求的规模和多样性，通过本地竞争来实现。技术始终是演进的，在技术系统代际竞争的当口，后发者对在位者的替代屡见不鲜。

　　中国依然是产业革命热土

　　《财经十一人》：在新的一轮产业革命中，中国是否有自己的优势，或者说中国的起点在哪里？

　　朱恒源：所谓产业革命，一定是一个全球尺度的现象。智能化的产业革命，不仅中国身在其中，而且全球各个经济体都不希望错过这个机会，发达经济体如美、欧、日韩更是如此。

　　在这一轮竞争中，中国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地位独特。中国是一个刚刚完成工业化、信息化的最大单一市场，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基于充分利用了前（数）次产业革命的成果，因此未来智能化产业革命的探索，必然是来自已经完成信息化的工业国家。而那些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需要先完成工业化、信息化。比如越南，正在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进程，就是全球产业梯次发展的一个例子。

　　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产业体系的工业化、信息化升级，又有规模庞大的本地市场，这给新范式的探索——无论是新产品、新工业，还是新生产方式、新组织方式，甚至新生活方式的创新都提供了最大的试验场。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如电商、外卖、电动汽车，都是依托自己的工业化信息化能力，在新领域进行产业探索创新的成果。

　　另外，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经济体，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还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板结化不严重，对创新可能带来的社会冲击有一定的韧性，这对于产业范式的探索是特别有利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内燃机在欧洲先发明出来，但当时的欧洲是一个马车友好型社会，对于汽车的使用实施了许多限制性的措施，典型如英国的《红旗法案》等。最后的结果是汽车先在美国实现了大规模应用。几乎所有的产业革命发生时，相对于原有的社会结构，技术都是过剩的，创新的产品不仅仅要技术上能实现，还需要商业的可持续，社会层面能接受。因此，创新要素总是围绕需求相对活跃、社会相对宽容的区域聚集，这些地方会成为新产业范式探索的创新热土。

　　从现实情况看也是如此，中国2000年研发强度（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到了2021年，研发强度达到2.44%；从总量上看，中国在研发投入上仅次于美国，在投入结构上，对发展的投入要比美国高。这样的投入总量和结构，适应了产业创新的需要，为新产业范式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创新成果。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一些科技成果已经开始走向产业化，开始涌现一批有全球影响的产品、企业和新兴的产业模式。

　　《财经十一人》：以芯片产业为例，在这样全球缺芯潮下，中国如何在危机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朱恒源：在一个产业系统中，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互动关系是产业秩序的核心。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中国对芯片需求的增速也是全球之首。

　　最大的市场、最高的需求增速，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权：全球芯片产业链的秩序，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安排，否则，全球芯片产业链结构就不可能处于稳定的状态，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也是造成当下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因。

　　全球围绕芯片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在中国市场表现得最为尖锐，这既是对中国产业系统的挑战，也是中国产业跃迁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克服技术体系的缄默性障碍和复杂性障碍，我们就有机会补上短板，并借助新产业革命的大势，抢先开始新范式的探索。

　　《财经十一人》：中国产业升级的探索会对全球的产业格局有怎样的影响？

　　朱恒源：中国现阶段的产业升级，和日韩曾经的产业升级有重要区别。这一轮的产业升级恰逢全球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导致的产业范式变迁，是一个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革的深度、广度和烈度与日韩当年经历的产业升级，都不可同日而语。

　　对中国而言，眼前国内产业的主要任务有两个：

　　第一，在全球化回潮的情况下，立足于自身建立基本的产业创新系统，把原来产业中的结构短板补齐；

　　二是利用已有的产业优势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的经验，尽快探索出新的智能革命的产业范式。

　　另外，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原来中国的一些产业能力也必然会外溢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在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上有比较优势，也需要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自身的经济。因此，推动在中国已经不具优势的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把中国工业化的经验向这些地区扩散，与这些地区原有的资源优势相结合，从而形成产业链上下游梯度合作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这些后发国家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产业链提高全球化韧性，部分抵御个别发达国家和地区偶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形成与全球各个地区产业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