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今年以来城投高管频繁被查？
来源：郁言债市
摘 要
2022年以前中央主要关注金融反腐和国有企业反腐。2019-2021年，中央纪委全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文章，大多主要在强调金融反腐和国有企业反腐问题。但2022年以来中央更加重视城投反腐。2022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严肃查处工程建设、融资平台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这是中纪委全会层面首次明确要严肃查处融资平台的腐败问题。
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2022年以来多地强化惩治城投领域腐败力度。3月17日，江苏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文章《王常松：释放“三不”一体推进叠加效应》，其中有提到要坚决整治平台融资背后的腐败问题和行业乱象。此外，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和洪泽区分别于4月30日、5月1日召开国有平台企业融资中介领域违规获利追缴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
在政策高压下，今年以来发债城投高管违法违纪被查的数量明显增多。经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发债城投现任高管违法违纪被查的数量为109位，涉及103家城投平台。其中2021年达到27位，为近几年最高水平。而今年截至5月20日，被查的发债城投高管数量已高达26位。这103家涉及高管被查的城投分布在24个省，其中浙江、湖南和四川数量排前三，均在10家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四川、浙江和重庆今年高管被查的城投家数较多，在4-6家。
我们通过对比分析今年和2018-2021年高管被查的城投特征发现，今年以来的高管被查城投有一定下沉趋势，低行政级别和低等级平台占比相较2018-2021年上升。区县级城投占比由2018-2021年的24.4%上升至今年的30.8%，AA及以下城投占比由28.2%上升至30.8%
城投高管被查整体来看对其一二级市场影响较小，对于资质本身较弱的平台来说可能不利于其恢复，导致其估值调整。一般来说，城投平台因为属于国企，与民企实际控制人非常重要不同，投资者对于城投的高管被查没有那么敏感。
但今年以来由于城投频繁曝出高管被查，叠加对于平台融资中介领域违规获利追缴的专项行动，使得投资者担心弱资质城投债务到期难以接续。因此，我们统计了今年26家高管被查城投未来一年内债券到期及行权压力，对于其中到期压力较大且资质较弱的城投需要警惕。
核心假设风险。城投高管被查信息不全：本文分析仅限于有发债的城投，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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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中央更加重视城投反腐
2022年以前中央主要关注金融反腐和国有企业反腐。2019年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中，首次单独提出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随后2020年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中，加入“查处地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题”这一提法。2021年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文章，也大多主要在强调金融反腐和国有企业反腐问题。
2022年以来中央更加重视城投反腐。2022年1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文章《深度关注|严防国有平台公司成腐败温床》，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加强对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把查办的案件剖开来看制度缺失、责任缺失、监管缺失，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专项巡视巡察等方式，及时发现、及时查处相关问题，促进平台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防止平台公司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体防范廉政风险、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同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发布的公报也指出，“紧盯乡村振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严肃查处工程建设、融资平台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推动解决资产底数不清、产权责任不明、监管问效不力等问题。”这是中纪委全会层面首次明确要严肃查处融资平台领域的腐败问题。
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中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今年以来多地强化惩治城投领域腐败力度。3月17日，江苏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文章《王常松：释放“三不”一体推进叠加效应》，其中有提到要聚焦平台公司这个地方政府“钱袋子”，坚决整治平台融资背后的腐败问题和行业乱象，斩断伸向国有平台公司资金的“黑手”。此外，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和洪泽区分别于4月30日、5月1日召开国有平台企业融资中介领域违规获利追缴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5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贵州：专项监督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政策落地见效》，围绕支持贵州闯新路提出的突破性倾斜政策和支撑“四区一高地”重要工程项目，严肃查处贯彻落实过程中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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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投高管违法违纪被查？
在政策高压下，今年以来发债城投高管违法违纪被查的数量明显增多。经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发债城投现任高管违法违纪被查的数量为109位，涉及103家城投平台。其中，2021年达到27位，为近几年最高水平。而今年截至5月20日，被查的发债城投高管数量就已经高达26位。这些高管在被查前主要担任城投平台的党委书记、法人、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
这103家涉及高管被查的城投分布在24个省，其中浙江、湖南和四川的数量排在前三，均在10家以上。重庆、贵州、安徽、江苏和江西在6-9家，北京、福建、甘肃、河北、黑龙江、吉林、山西和西藏均仅有1家。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四川、浙江和重庆今年高管被查的城投家数较多，在4-6家。
我们通过对比分析今年和2018-2021年高管被查的城投特征发现，今年以来的高管被查城投有一定下沉趋势，低行政级别和低等级平台占比相较2018-2021年上升。具体来看，今年以来高管被查的26家城投平台中，市级和省级平台分别为11、5家，合计占比61.5%，区县级平台8家，占比30.8%，而2018-2021年高管被查的区县级平台占比仅为24.4%。此外，今年以来高管被查的平台中，AA及以下占比上升至30.8%，而2018-2021年AA及以下占比为28.2%。
今年以来发债城投高管被查的具体原因有关部门还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总结2018-2021年各地方纪委监委通报的城投高管被查原因主要包括：违规帮助私营企业承揽工程项目、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进行民间借贷获利、违规获取中介费等问题。
1． 违规帮助私营企业承揽工程项目
例如，2018年被查的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赵国平，据湖南省纪委监委官方平台“三湘风纪”通报，赵国平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违规将下属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无偿提供给合作方使用；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毫无纪法底线，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背，甘于被“围猎”，致使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再如2021年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广安鑫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杨先劲，据广安市前锋区纪委监委通报，杨先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承建、劳务承接、项目管理和拨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
2． 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进行民间借贷获利
例如，2021年被查的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云峰，据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李云峰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办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再如2020年被查的湖南省攸州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飞，据株洲纪委监委通报，王飞违反廉洁纪律，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营利活动，赚取大额利息回报。
3． 违规收取中介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2022年3月20日发布文章“湖南强化对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监督管理 斩断投融资领域腐败利益链”，文章指出行贿人以巨额利益腐蚀拉拢党员干部，谋求在融资借款、违规获得银行贷款担保、资金拨付、优先竞购国有资产、承揽工程等方面的特殊关照。除利用职务便利直接收受好处费外，投融资领域腐败问题还以违规向他人支付或违规获取“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服务费”等中介费的隐蔽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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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高管被查有何影响？
（一）城投高管被查整体来看影响较小
城投高管被查对城投债一级发行影响较小，对于资质本身较弱的平台来说可能不利于其一级市场恢复。我们选取2019-2020年有高管被查的37家发债城投为观察样本，观察其在公告高管被查前后1年的城投债发行情况，其中33家城投在这2年里均有发债。整体来看，高管被查对于城投债一级发行影响较小，仅11家城投平台在高管被查后1年城投债发行量较上年下降，其中6家为AA评级，表明高管被查对于资质本身较弱、一级发行不顺畅的平台来说可能会影响其恢复。
与此同时，高管被查对城投存量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影响也不大，绝大多数城投平台在高管被查后信用利差未明显走扩。我们以2020年第2季度发布高管因违法违纪被查的3家城投平台为例，分别为青岛某城投公司（AAA）、宜春某城投公司（AA+）、怀化某城投公司（AA）。在高管被查后，这3家城投平台信用利差并未明显走扩，与城投债整体利差走势基本保持一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若城投本身资质较弱且负面较多，叠加高管被查，其存量债可能会发生估值调整。
（二）警惕今年以来高管被查且资质较弱城投的到期压力
一般来说，城投平台因为属于国企，与民企实际控制人非常重要不同，投资者对于城投的高管被查没有那么敏感。但今年以来由于城投频繁曝出高管被查，叠加对于平台融资中介领域违规获利追缴的专项行动，使得投资者担心弱资质城投债务到期难以接续。
监管严查城投腐败问题，可能会导致部分弱资质平台原有通过中介进行的融资渠道难以为继，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因此，我们统计了今年26家高管被查城投未来一年内债券到期及行权压力，对于其中到期压力较大且资质较弱的城投需要警惕。
风险提示：
城投高管被查信息不全：本文分析仅限于有发债的城投，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
已外发报告标题：《城投解惑系列之三十九——如何看待今年以来城投高管频繁被查？》
对外发布时间：2022年5月24日
报告作者：
刘 郁，SAC 执证号：S0260520010001
姜 丹，SAC 执证号：S026052003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