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去产能寻找平衡点（山西煤炭产业结构）

本文目录一览：

• 1、山西煤炭经济发展这么多年,为什么依然落后?
• 2、关小上大保稳定———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模式
• 3、山西要把什么作为主要任务，全面推动三区一降一补
• 4、阅读材料，分析山西煤炭开采面临哪些挑战
• 5、如何破解去产能与企业增产扩张的矛盾

山西煤炭经济发展这么多年,为什么依然落后?

山西煤炭虽然起步早，开采量大，

但是太过度依赖煤炭资源。

1.量大质比一定优.

2.煤炭能耗高，重污染，国家不提倡。

3.当地人靠煤吃煤，坐等煤空，没有多元化发展。

4.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大。

拓展资料：

山西省煤炭发展现状：

1、山西，是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地之一，拥有非常悠久的人文历史。最让人联想到的就是煤炭资源丰富，比如：大同等一些产地。山西作为能源大省总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中国，现如今山西省是人尽皆知的煤炭大省。

山西煤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煤矿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矿井在山体中错落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从1949年的3676处，经过大规模建设，到1997年达到最高峰10971处，伴随而来的是煤炭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经安全整治、整合重组和去产能等，减至2018年978处。2018年山西省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省、农户）增长速度下降53.5%；至2019年有所增长，增长速度为19.5%。

2、煤炭生产情况

煤炭产量上，山西省煤炭从1949年的267万吨，发展到2018年的9亿吨，占中国煤炭产量的比率从8.23%增至25.2%，70年中有58年煤炭产量位居中国第一，2019年山西省原煤产量97109万吨。

3、山西省煤炭出口情况

2014年山西省煤炭出口量达到45万吨，为近几年来最高值，之后出口量下降，2018年山西省煤炭出口量只有0.9万吨；2019年出口量有所增长，出口量为7.1万吨。

山西省将采取以下措施。

1.继续按照“定量、稳价、提效”的原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需求合理控制产能，科学组织生产，科学调控产量，稳定煤炭价格，合理安排销售计划，加大煤炭销量，维护煤炭市场平稳运行，保证煤炭供需平衡。

2.建立煤炭市场风险共担机制，全省煤炭企业实行同煤种、同区域、同流向、同价格机制，统一协调，加强合作，抱团取暖，坚决防止互相压价、内部竞争。

3.建立煤炭经济运行分析例会制度，加强对市场研判和日常运行监测，把握煤炭市场形势，防止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4.加强货款回收管理，以防造成死债和形成新的货款拖欠。

5.保证省内重点行业、重点用户用煤需求。

6.加强企业管理，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开源节流，减少企业支出，增加收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关小上大保稳定———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模式

山西省以县 （市）现有合法煤矿为基础山西煤炭去产能寻找平衡点，通过煤矿之间合并井田、联合改造山西煤炭去产能寻找平衡点，以及对已关闭矿井的剩余资源、零星边角资源及相邻煤矿所划出资源进行整合山西煤炭去产能寻找平衡点，实现统一规划，提高矿井生产、技术、安全保障等综合能力，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明晰和理顺产权关系山西煤炭去产能寻找平衡点；对布局不合理和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实施关闭，其资源可参与整合；对在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重要水源地、城市规划区及交通枢纽区域内的煤矿必须予以关闭，其资源不得参与整合。同时积极鼓励和重点支持省内外重点煤炭企业、地方国有骨干煤矿和其山西煤炭去产能寻找平衡点他煤炭深加工优势企业对地方中小煤矿实施联营、兼并、参股、控股、收购及进行改造与资源整合，实现低成本扩张，组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延伸煤炭产业链。通过实施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全省矿井数量明显减少，单井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安全生产状况全面提升和改善；全省煤矿数量减少30％以上，其中重点产煤县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型煤矿全部淘汰；到2010年，全省大型煤炭基地内的小型煤矿数量减少70％，年产30万吨以上矿井煤炭产量占到总产量的90％以上，形成2个亿吨生产能力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1～3个5000万吨以上生产能力的大型煤矿企业集团；到2015年所有小型煤矿全部淘汰，全省煤矿数量控制在2000个以内；整合后的煤矿必须实现壁式开采，达到一矿一井、两个安全出口、全负压通风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资源回采率要有明显提高，其中厚煤层采区回采率不低于75％、中厚煤层不低于80％、薄煤层不低于85％；全省煤矿全部实现资源有偿使用，建立产权归属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山西要把什么作为主要任务，全面推动三区一降一补

煤炭去产能

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把煤炭去产能作为主要任务，全面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横下一条心，着力从煤以外寻找战略支撑点，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构建多元化中高端产业体系。推动各级各类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加大“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力度。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打造“六最”投资营商环境。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扎实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等“十大创新行动”。落实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用“一流人才政策”，引进海内外一流人才智力，打造我省一流人才队伍。主动对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完善并落实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考核评价办法。

阅读材料，分析山西煤炭开采面临哪些挑战

2、阅读下面的资料，分析山西省煤炭的市场将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山西省应 采取什么对策 实现煤炭工业的持续发展

? 答：挑战： （1）、“西气东输”将使晋煤失去部分市场； （2）、“西气东输”将使晋煤在东部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减少。 （3）、今后核电和水电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国内对晋煤的需求减少。 （4）、山西煤的开采田因种种原因不再具有优势。（自身的开采条件下降、开采成本上升、技术和设备更新慢。）

措施： （1）、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降低开采成本； （2）、加强煤炭的深加工和转换，变成电能、煤气、液化产品等，增强市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3）、加强煤炭为原料的化工产品的开发，增加附加值。

如何破解去产能与企业增产扩张的矛盾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