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儿科女医师林巧雅（中国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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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婴之母林巧稚：接生袁隆平等5万名婴儿，自己为什么一生未嫁无子女？
我愿为年轻同志当铺路的石子，向上的梯子。你们就大胆的踩着我的肩头上吧！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境遇，如果把人生当做一本书，当我们翻开岁月的背后是一段不会重复的故事。故事中或许有着欣喜，也可能是布满了无尽的忧愁。
在清末民初这个纷扰的时代，看似荒唐的岁月当中却又为新中国的诞生铺下了一块又一块的垫脚石，这是中华民族从未经历过的风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被压迫的民众，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
有着令人可恨的侵略者，也孕育了那些为后来的我们奠定幸福的大师们，无论是不远千里归国的钱学森，还是一代大师季羡林，也或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01协和名宿
鼓浪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婉转优雅，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同时为祖国孕育了两位当代医学界的典范，一位是著名的儿科专家、钟南山院士的父亲钟世藩先生，一位则是有着万婴之母之称的林巧稚。
林巧稚和钟世藩同样都是出生在20世纪的新纪元，只不过林巧稚的生长环境要比钟世藩好些。林巧稚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教员，家庭环境虽然称不上富裕，但也算是衣食无忧。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没有人会知道第二天醒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喝过洋墨水的林父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甚至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林巧稚很小的时候就教她读书识字，父爱母慈让她享受到了来自于家庭的温暖。
然而好景不长，年纪尚小的林巧稚还没来得及记住母亲的样子就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因为重病离开了人世，这也在她年幼的心中种下一颗要长大学医，治病救人的种子。
在父亲的呵护之下林巧稚慢慢的长大了，虽然说不上容貌俊美，但却出落的亭亭玉立、落落大方。
1919年18岁的林巧稚顺利的从厦门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并留在学校当了一位老师，但对于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林巧稚从未放弃过。
两年之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顺利落成，得知消息的林巧稚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报考了协和，开启了自己成为一代名医的旅程。
八年之间林巧稚一直将所有的心思埋藏在求学的道路上，披星戴月的寒窗苦读让她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为第一位留院的女医生。
02奔波一生
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治病救人的态度让林巧稚提前成为协和的住院医生。
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她对医学海洋的探索，已经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两年的她被医院选派到英国留学，并接受更为先进的医学教育，对自己的技术进行深造。
在这前前后后近十年的岁月当中，林巧稚不仅多次去往欧洲深造，也去往美国进修。在芝加哥大学从事了短暂的医学研究工作，这段经历让林巧稚积累了大量的医学经验和高超的医术。
无论是抗日战争的时期的那段峥嵘岁月，还是而后的和平年代，林巧稚从未放弃她治病救人的理想。40年刚刚从美国归国不久，协和医院就被日军占领，而林巧稚和她的同事们被日军赶到了街头。
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林巧稚收回了内心中的那一份失落，在北京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她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
林巧稚放下手头的医学研究工作，再次拿起了象征着她身份的柳叶刀，在诊所中治病救人，为众多待产的孕妇接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林巧稚终于再次回到了协和。从46年开始一直到她逝世的那一年她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家曾经培养了她的医院。
在这里她和她的学生们一边从事着最为普通的接诊工作，一边从事着医学上的研究。
1955年已经走过近50个春秋岁月的林巧稚顺利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她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院士，与此同时她还担任了医学部的副院长，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辛勤的耕耘着，从未放弃过医学的研究工作。
在她五十多年的从业生涯当中，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的医学名著，成为继承者研究的资料。
在医学领域的研究上她从未停止过脚步，即便是动荡年代这位曾经接生过诸多孩童的名医被列为反对派，她也曾有过一句怨言。
等着WG结束她已经是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两鬓斑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是岁月给她刻下的痕迹。
然而她不曾有过停下脚步，依旧穿梭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学术的交流，以求给国内留下更多的医疗经验。
1978年林巧稚在赴欧洲访问的途中患病归国，经过一番详细的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位医学界的大佬已经是重病缠身。
此后经常躺在病床上的她还想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点什么，经过四年多的奋笔疾书，她终于完成了《妇科肿瘤学》这部鸿篇巨著。
或许正是这本著作在支撑着她最后的人生岁月，1983年4月21日林巧稚最后一次走上手术台，在这一天里她先后为六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接生。
或许这是她最后的使命，躺在病床上的林巧稚再也没有醒来，在22号这一天离开了人世。
03万婴之母
有人曾经统计过林巧稚一生接生过的儿童，据相关数据显示从她登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开始她先后为5万多名新生儿接生。
这其中就有救活亿万人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有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孩子。
然而人生似乎是对她不公平的，即使接生了这么多的新生儿，她却终究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吧，在林巧稚决定报考协和医科大学时，曾和家中的继母说过一句气话，没想到这句气话却成为了现实。
林巧稚报考协和的时候正是20岁的花季女孩，那时协和求学的路还是比较长的，从学生到博士生毕业要经过八年的寒窗苦读。
在那个年代传统人家的女孩都还是嫁为人妻，或是为人父母，家里人还是希望她能够安心的嫁人。
林巧稚也不知是哪来的一句气话，对着继母说不嫁人，一辈子不嫁人。
如今来看这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一样，谁能想到一句玩笑的气话最后却一语成谶。
如今已是时过境迁，林巧稚也已离开这个凡尘俗世近四十年，然而她的故事依旧在流传，她的精神也有人在默默继承。
对于这样一位一辈子都默默奉献的老先生，我们只能默默的表达着敬意。
林巧稚是什么人?
伟大中国第一位儿科女医师林巧雅的妇产科医生
林巧稚(1901—1983）
林巧稚中国第一位儿科女医师林巧雅，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献身医学事业中国第一位儿科女医师林巧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的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妇产科各种疑难病，确认了癌瘤为戕害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跟踪追查、积累了丰厚的供后人借鉴的资料。她的精湛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不治愈病人绝不懈怠的坚韧的作风，不耻下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深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林巧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人民的科学家，医务界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当代妇女的杰出代表。
林巧稚，又名丽咪。1901年12月23日出生在福建思明州（现厦门市）鼓浪屿一个教员家庭里。自幼跟随从事教学和英文翻译的父亲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5岁时母亲因患子宫颈癌病故，父亲因过度思念母亲，又无力承受繁杂的家务，也病倒了。靠父亲一人薪水收入的家庭生活，断绝了经济来源。好在长兄明白事理，为了生计和能让妹妹上学，自己离开还有一年多即将毕业的大学，回鼓浪屿求谋生之路。林巧稚是在父亲哺育，兄长的疼爱下成长的。家境困难使她比同龄孩子晚上两年小学，她又比同龄孩子成熟得早，更懂得生活的艰难，养成了艰苦顽强、倔强善良的性格。自己知道用功学习，放学帮助家里干活。她1908年上蒙学堂（女子小学校）之后，就读于鼓浪屿“上女学”（即怀仁学校，鼓浪屿女子高中），3年后升入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学业品行优良，成为该校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被学校留校任教。厦门是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门户之地。她在校期间，受教会学校“平等、自由、幸福”的思想教育，于1914年随全班同学集体加入基督教。虔诚的信仰促使她强烈寻求一个排除私欲、纯洁无瑕的世界。1921年夏秋，林巧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当届“文海”奖学金唯一获得者。
林巧稚被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绩突出，提前晋升为住院医师，3年就获得了学校派往英国学习的机会。1939年又受派去美国进修，1940年美国聘请她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从美国回国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她同所有医务人员一起被赶出了医院。1942年她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办了林巧稚诊疗所。把诊疗所门诊的挂号费由5角降至3角，为此一度遭到同行的非议，中国第一位儿科女医师林巧雅他们纷纷把各种疑难病症推到林巧稚诊疗所来。而她为了减轻病人的负担，反而动员一般普通常见病患者到就近诊疗所去治疗。当时的北平，没有一个像样的妇产科系，社会上层人物的妻儿少女、外国驻华机构的夫人小姐，有病都求治于林巧稚。林氏诊疗所开业不久，钟惠澜受聘于中和医院（前身为中央医院，现在为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任医务长，林巧稚在他的动员下，担任了该院妇产科主任。同时又招来了她的学生田雪萍、葛秦生、王文彬、刘炽明等，由田雪萍协助林巧稚为该院设计了妇产科病房楼。1946年又受聘兼任北大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一个医学院，一个医院，一个诊所，她轮番出诊。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使林巧稚“活菩萨”的声誉由东城传到西城，传遍北京，家喻户晓。林巧稚诊疗所，开业不足6个年头，就存有病案8887份。
为了发展医学教育事业，她和钟惠澜等人把在北大医学院兼职的收入捐献出来作来教学基金，以培育更多的医学生。林巧稚还支持钟惠澜在中和医院创办了当时北平没有的血液病科、泌尿科。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外科专家曾宪九、放射科专家胡懋华等都从那里得到了培养和锻炼。1946年热带病专家、医学教育家李宗恩受命恢复协和医院，成立了由李宗恩、李克鸿、胡正详、聂毓禅等四人代表中国一方参加的董事会，他请回了钟惠澜、谢少文、谢志光、张孝骞等一批医学专家，胡正详两次亲自出面邀林巧稚重返协和，她再三考虑，辞去了两院主任职位，停止了诊所开业，于1948年返回协和医院，同时又把她的学生一起调回了协和医院妇产科。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军队接管协和医学院，林巧稚继续在协和医院工作直至去世。
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献身医学事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追悼会遗像两旁垂下4．5米高的幛联，上面写着：“创妇产事业，拓道、奠基、宏图、奋斗、奉献九窍丹心，春蚕丝吐尽，静悄悄长眠去；谋母儿健康，救死、扶伤、党业、民生，笑染千万白发，蜡炬泪成灰，光熠熠照人间”。60个字反映了她60余年的工作和她的业绩。30年代初，她对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器疾病进行研究；40年代末，开始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的研究；50年代她提出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妇科病普查普治，对新生儿溶血症诊治成功；60年代对切除56斤7两巨瘤成功，80年代潜心编纂《妇科肿瘤》。
为了纪念她，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1990年颁发了林巧稚纪念邮票和首日封。厦门市人民政府和鼓浪屿区政府于1984年在鼓浪屿黄金地段建造了取名“毓圜”的林巧稚纪念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福建科技出版社在1985年、1989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共达60余万字纪实文学《林巧稚传》。
1959年她由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首届当选的唯一女学部委员；又曾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学组成员、中央技术管理局发明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妇产学会主任委员和中华妇产科杂志社总编辑，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考试委员会委员、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她1953年出席在奥地利召开的世界32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医学会议，会后访问了苏联。1972年任副团长，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1973年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任期5年，至1977年。1974年任中国友好参观团团长，率团出访伊朗；同年出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委员会会议，会后，考察瑞士、法国。1978年任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西欧四国，在英国患病返回。1980年12月2日林巧稚被送进医院，1983年4月逝世于北京。
严仁英的生平事迹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
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
也许从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许受张伯苓的名言“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的鼓舞，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
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
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
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
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
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
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
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
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
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
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
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
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不仅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更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于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立了多所助产学校，在旧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创办“节育指导所”。
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
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
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
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
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
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
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
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
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
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
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
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
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
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
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
“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
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
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
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6‰。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
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
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